文/皮浪
中国学者吴祚来曾透露,他一个北京的朋友,女儿小升初,考人大附中,差2分。朋友四处拉关系托熟人,最后找到了某位副总理,得到亲笔信,可还是无果。朋友每天堵在附中门口,终有一天,校长开口:“二十多位老师,给安排一下去欧洲考察。”朋友砸了几十万,女儿才如愿入学。
公立学校收取高额赞助费,这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,每年招生季,家里有升学孩子的家长,都会经受一番心灵的煎熬。掏钱,心有不甘。不掏钱,又觉得是对不起孩子。在重灾区长春,部分学校以“改制校”的名义,扩建分校,可分校却不涵盖任何学区,也就是说,全体学生都需要交纳高额赞助款,学校已经完全沦为赚钱机器。
这是明显的教育不公,相对贫困人家的子弟无法享受高质量的教育资源,也就失去了靠个人奋斗改变命运的机会,阶层流动渠道受阻,最终将使社会贫富分化的现象更为严重。其恶果,必将在十余年后一一呈现。可极为吊诡的是,无论高官巨贾还是贩夫走卒,全体人民对此一概逆来顺受。即使是以自由思想标榜的人士,面对儿女的升学问题,同样对现行体制表现出高度的认同。身在苦中,他们却从未想过从制度上根除这一流弊,而是充分利用个人资源,八仙过海,各显其能,不达目的誓不罢休。其结果,实际上就是在埋头参与腐败,甚至积极充任帮凶。
就此问题,也曾与教育部门内外的人士讨论过,他们齐齐哀叹:没有办法解决。真的没有办法吗?至少,我们可以借鉴一下他人的经验。比如在韩国,公立学校之间也曾短暂出现过巨大的阶梯差,但他们就找到非常完美的解决之道。在韩国,校长与教师实行轮换制。每五年,校长及教师都要调转到其他学校。这种方式,一举解决了学校教育教学质量不均的问题。在具体执行过程中,为防止权力寻租,实行严格的抽签制。抽签看似原始,实则最少争议,最显公平,基本杜绝了腐败的可能性。
在中国,校长与教师实行省级全面轮换所需成本太高,是不现实的,但却可以在县区级范围内推行,或以市为单位,至少选定一半或三分之二的学校施行,这样坚持若干年,就会有相当一批学校的软硬件逐渐处于同一水平,绝大部分家长与学生也将安心选择所在学区的学校。此举不仅可以一举解决赞助费难题,还有助于节省交通费,更重要的是能够实现教育公平。
韩国的教育实践证明,轮换制是切实可行的。那么,对于中国来说,最关键的问题可能是,教育管理部门作为赞助收费的既得利益者,在多大的压力下才肯放弃这块肥肉;而压力的来源,则在于我们要求教育公平的呼吁有多自觉,多强烈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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